个“元凶”有什么惩处。那些在上书上签了名字，特别是跟随邹子去宫门前的士人们不免议论纷纷，故而今日辩诘就与“攻伐”有关。

儒家以邹子为首，主张的是看攻伐符不符合仁义之道。如先前山戎侵扰燕国，齐桓公为燕国伐山戎、征孤竹，便符合仁义之道，是义战。如十几年前魏国伐楚，占大梁、取襄陵，如几年前赵国伐卫，如齐国去年伐燕，今年伐鲁，都是为了攻城略地，是不义之战。

墨家田襄子道：“听说这次齐国伐鲁便是以‘伐不孝不悌’这样的‘仁义之道’为名。如果这次齐军攻打进了鲁国都城曲阜，平定了鲁国诸公子之乱，助鲁国立了新君，未取鲁国一城一邑，那么齐国此次伐鲁在邹子看来，是否就是‘义战’？

“可是这‘义战’与‘不义之战’，齐军都是一样地破坏鲁国城池，杀死无辜鲁人，让鲁国破败不堪，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先生所谓‘仁义之道’，不过虚浮之名耳。

“凡是攻伐，便无义与不义之说。故而我墨家说‘非攻’，只有守国守城之战方为义战。”

邹子道：“不然。昔者，‘文王以文治，武王以武功，去民之灾。’去民之灾，得民之心，即为仁义。齐国伐鲁，若鲁人悦，箪食壶浆以迎齐师，便为仁义之战；若如当下，鲁人不悦，抗齐师于边邑，便非仁义之战。”1

两位大贤就义与不义、攻与非攻辩诘起来，各有各的侧重，各有各的道理。

崇信黄老的陶子行则秉持老子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”，认为穷兵黩武只会带来灾祸，所谓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2

有一个大约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笑起来：“诸子谈论仁、义、道，说得着实好，可却不曾睁开眼看看这几百年来的天下大势。当年周王分封八百诸侯，到如今尚存者不过二十许，几十载乃至百载后，又有多少？”

这年轻人的话引起一片骚动。

年轻人不理骚动的人群，昂然道：“日后天下必再归于一！不征伐又如何归一？如今征伐之苦为归一途中之必然也。因征伐之苦，用仁、义、道这些虚浮之理阻挠征伐、妨碍一统，便譬如虫蚁之欲撼巨木，不自量耳！”

大贤们皱眉，却没有人斥责这个年轻人。辩诘便是这样，辩的是道理，不因辩者身份地位而有别。这个年轻人大约习的是刑名之学或是游说之术，更甚或是兵家弟子，故而极力为攻伐辩解，但他说的天下大势，确实也有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