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，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。所以，不仅要会丈田，还要有基层经验。

只有朝廷政令，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，只能是个糊涂官。

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，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。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，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，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。

其二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。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。

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，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，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，就可以防止造假。

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，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，简直一举两得。

治大国如烹小鲜，每一个政令与决策都需要慎之又慎。须知户帖法度之下的每一个人口数背后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
他有家庭，有父母，有儿女。民生不是什么宏伟大业，而在每一件实实在在的事，必须要足够瞻前顾后，才能不让朝廷法度成为刺向百姓后背的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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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柏峥职业使然，不知不觉又在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剔除了老生常谈的部分，又依据现在的情形做了扩充。

他的语速不快不慢，不会叫人觉得他滔滔不绝，而是言之有物、结尾时令人感到言简意深、意犹未尽。

谢柏峥讲完，又将考卷卷递给了三位大人。次辅吴大人十分护犊子地问：“张大人以为如何？”

“辞藻虽不华丽，但正如你所说，道理都是通的。”张南岳沉吟片刻，便决定道：“正是你放才所讲的这一篇，三日后宫中的筵讲，便由你去。”

谢柏峥：“……”

他说什么讲？

宫中的筵讲是给皇帝讲课，通常不都是翰林院侍讲们去的么？他还只是一个刚上任的实习生啊！谢柏峥勉强忍住惊讶，十分乖觉地领了这个任务。

其实转念一想，谢柏峥多少也能明白一些。他这两篇文章，写得刚好与朝中争议之处不谋而合，内阁能想起用他这个实习生的文章去劝谏皇帝，恐怕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

谢柏峥倒是不怕内阁给他下什么套。

文章是他写的，也是他自己去讲，不加扭曲歪解。要是永寿帝听得不高兴，要治他的罪，也只能算他倒霉。

其次，他也是真的想在这乱局中做些什么。

议定了筵讲一事，吴次辅身为国子监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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